1980年5月14日，北京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院里，聚满了中央的领导及其家属，他们穿着便服，手里还带着一些简单的礼品，原来，这里是蔡畅的住所，这天正值她的80寿诞。

作为蔡畅的亲密战友，邓小平也带着祖孙四代前来为蔡大姐祝寿，他还亲自给她献上了一束鲜花，虽说距离两人的相识已经过去了50多年，他们的友谊还是那般深厚。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看到眼前的一幕，也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感情感动不已，回家后不久，她就饶有兴趣地向父亲邓小平问道：“父亲，这一辈子，您和谁的关系最亲近？”

邓榕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邓榕听后会心一笑，因为她从小就听过父亲和三位亲密战友的革命事迹。

“他是我的兄长”

2009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在京病逝，家属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照片，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抗战胜利时的一张合影。

“送给小平、卓琳同志留念。周恩来、邓颖超，1945年8月18日，延安。”当子女们看到照片背后写着的周总理的亲笔签名时，不禁流下了泪水。

是啊，这张保存了63年的照片足以见证邓小平与周总理的坚固友谊。

邓榕曾经专门问过父亲，和谁的关系最为亲密，邓小平同样想都没想地说是周总理，他告诉女儿：“我把他看作我的兄长。”

两人相识于1923年的法国巴黎，彼时，年仅19岁的邓小平在这里见到了同样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周恩来年长他6岁，平日里，邓小平都叫他周大哥。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邓小平也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发动学生运动、组织工人游行，在法国的岁月里，两人并肩战斗，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周恩来回到了国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也于不久后返回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就住在上海的石门一路原同孚路的柏德里700号，周恩来夫妇在楼上，邓小平夫妇在楼下。

这是我党在上海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联络点，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全城搜捕，两对革命伴侣互相激励着、支撑着一起战斗，配合十分默契。

在当时的上海滩，危机四伏，两家人都是在刀尖上跳舞，多次九死一生。

有一回，因为叛徒的出卖，敌人知道了他们的住址，很快就包围了住处，幸运的是，周恩来提前发觉了敌人的行动，组织人手撤离了，然而由于邓小平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所以消息并没有传达到他那里。

这天，邓小平来到了门口，按照惯例，他先是敲了一下门，谁知门那边发出了“啊”的一声，邓小平一听不是熟悉的声音，便转身离开，这才逃过一劫。

事后，邓小平才知道原来回应的那人是周恩来此前派到敌人那里的卧底，当时，敌人早已在屋里守株待兔，经过这件事，邓小平对周恩来更加敬佩。

此后二十余年，两人聚少离多，一个坐镇中央和毛主席一起统筹全局，一个奔赴前线指挥战斗，各自为革命取得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很少见面，但还是经常会鸿雁传音，友谊经过战火的洗礼更加深厚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当了政务院总理（后改为国务院）而且身兼数职，工作更加忙碌，邓小平也没有闲着，正坐镇西南，指挥部队进行剿匪安民工作，两人同样很少见到。

直到1952年7月，邓小平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处理政务，两人才经常相聚，并肩合作了十多年。

当时，两家都住在中南海，相隔不远，工作之余，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经常会到邓小平家里与其夫人卓琳聊天，两家亲如一家，卓琳的孩子们都热情地称呼周恩来夫妇“周伯伯、邓妈妈”。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这一称呼，还特意叮嘱孩子：“以后邓妈妈要是再来，你们不要这么称呼，叫她姑妈，周伯伯是我的兄长，邓妈妈就像我的姐姐。”

就这样，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邓小平与周总理一直互相帮助，患难与共，即使到了身处逆境的时候，两人也始终牵挂着对方。

1969年，邓小平夫妇来到了江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到了夏天，因为水压不够，水上不到二楼，连洗澡都成了困难，对此，一向艰苦朴素的邓小平没有任何怨言。

不过没多久，邓小平就收到了上级的通知，可以每周到就近县城的滨江宾馆洗上一次热水澡，邓小平很是疑惑，直到回京后他才无意中听到这都是周总理的安排，要知道当时周总理要忙着国内国外的诸多大事，邓小平心里更加感激。

还有一次，是在1973年，在外工作了三年多的邓小平回到了北京，刚一到家没多久，邓颖超就专门来到了家里看望他们。

只见邓小平夫妇一直站在门口，等待着邓颖超的到来，夫妇二人亲自扶着邓颖超下了车，全家人簇拥着邓颖超走进了屋里，聊起了家常，有说有笑，有时也泪流不止。

当然，邓小平也一直牵挂着周总理，因为他知道周总理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人，因而更加担心周总理的身体情况。

当从邓颖超口中得知周总理已经确诊了膀胱癌的时候，邓小平整个人都愣住了，身边的邓榕都有些慌了神，因为这么多年她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这个样子。

“父亲母亲是很伤心的，一想到周总理得了这么重的病还在坚持工作，他们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事实上，早在1972年的时候，周总理就被诊断出了癌症，当时很多同志都劝他放下工作，就连毛主席都劝周总理住院休息，可他却一再推辞住院的时间，真挚地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道：“我一定要等小平同志回来再住院。”

因为心情急切，邓小平回来后没几天，就带着夫人卓琳到了玉泉山医院看望周总理，那晚，两对革命伴侣一起吃了顿饭，席间，邓小平眼角一直没有干过。

“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

尽管心中有百般不舍，尽管邓小平一直想留在周总理的身边照顾他，但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不负周总理的重托，回京后的他还是很快就投入了工作。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临行前，他一直牵挂着周总理的病情，辗转反侧，一夜都没睡好，谁知，当他走到机场的时候，却发现周总理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为他送行。

此时的周总理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看着他消瘦的身形，邓小平心里更是感慨。

当飞机飞到法国巴黎中转的时候，邓小平突然提出要探访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那间小旅馆，随行人员都很不解，但邓小平的眼中却十分坚定。

原来，这里是当年他和周总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一起生活过的地方，重回这里的邓小平看着里面的桌椅板凳，思绪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些年他们意气风发投身革命的时光，泪水再度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临离开时，邓小平还专门让秘书买了100个牛角面包，准备带回国内送给曾经一起在法国战斗的老友，他动容地说道：“第一份先给总理。”

等邓小平从美国开会回来的时候，周总理再次不顾病体，强忍着疼痛到了北京机场迎接，那一刻，两人紧紧地握住了彼此的双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

关于邓小平和周总理的故事，可讲的还有很多很多，两人的深厚友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久弥坚，周总理逝世的时候，邓小平还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追悼会上致了悼词。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骨灰洒进了大海，邓小平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两位为了国家和人民呕心沥血的伟人，最终在大海中得到了永生。

“他们结婚时，父亲是见证人”

邓小平对女儿说的“李伯伯”便是李富春，蔡畅正是李富春的夫人，邓小平和李富春的友谊同样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开花，并且持续了数十年。

邓小平是在1920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李富春比他早一年到，蔡畅也比他早了大半年，而且两人都比他大上一些，邓小平常常亲切地称他们“李大哥，蔡大姐”。

出国之前，邓小平对法国的生活满怀憧憬，可真当踏上了这片土地，他发现一切都变得那么糟糕，在巴黎，因为学费被贪墨，他只好到工厂打工，每天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最初的一段时间，邓小平产生了迷茫，他不知道为什么世人眼中的浪漫国度事实上没有那么浪漫，生活上屡屡受挫的他，整日里心情烦闷，不过随着周恩来、李富春的出现，在他们的影响下，邓小平很快就一扫阴霾。

“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开始变化，有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和愿望。”邓小平这样说道，其中先进的同学就包括李富春夫妇。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是和蔡畅一起在巴黎进行的入团宣誓，而李富春就是他们的见证人，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

1923年，有着相同革命理想的李富春和蔡畅在法国巴黎的一间小旅馆内结为了夫妻，没有媒妁、没有嫁妆、没有酒席，结婚的当晚也只是简单做了一顿饭，邓小平则是亲眼见证了这一刻。

因为友谊深厚，李富春夫妇早已把邓小平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他们经常称他为“小弟弟”，并且在之后的革命过程中，一直帮助着他。

1933年，邓小平正在江西宁都参加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对派已经对苏区发动了多次围剿，还一直保持着对苏区的禁运，苏区内各项物资严重不足。

有一次，邓小平实在饿得受不了了，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蔡大姐的影子，因为在法国的时候，他最喜欢吃蔡大姐煮的面条了。

于是，邓小平找到了当地的妇女干部，托她向领导妇女工作的蔡畅转达了一句话：“你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肚子好饿哟。”

蔡畅听说后，很是着急，二话不说，就把邓小平叫回了身边，亲自做饭让他大吃了一顿，这件事多年以后邓小平都还清楚地记得，每次想起，他都发自内心地感激。

还有一次，是在1939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为了夫妻，当时，毛主席、周恩来夫妇、李富春夫妇等中央领导都来到了家中为他们庆贺。

老战友结婚，大家争相给邓小平敬酒，邓小平也是来者不拒，一杯一杯复一杯，喝到最后，几个最能喝的都倒下了，唯独邓小平还清醒如初。

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李富春担心邓小平喝过头了，就提前弄了一瓶白水当酒，掩护了他，众人听后纷纷哈哈大笑。

建国后，邓小平和李富春都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两家住的地方也是前后院，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耍，有时候饿了，就一起跑到蔡妈妈家里，蔡畅每次都高兴地给他们做饭吃，两家人亲如一家，其乐融融。

李富春去世的时候，邓小平心情万分悲痛，他亲自主持了追悼会并且致了悼词，在悼词里给了李富春这位曾经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最高的评价。

后来，邓小平即使工作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看望一下蔡大姐，逢年过节，都会让孩子们给蔡大姐带些吃的，开头庆寿的一幕只是他们万千亲密相处中的一隅。

“小平同志了不起”

“父亲和聂荣臻伯伯，72年的革命战友，72年的亲如兄弟的浓厚友情，此种豪情，此种风采，任你抚古述今，知晓中外，又能找到几人可以与之相比？”

谈到父亲邓小平与聂伯伯的友谊，邓榕这样缅怀激情地写道，与前两位亲密战友不同的是，聂荣臻也是四川人，共同的乡音自然地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聂荣臻是在1919年12月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因为去得早，他就成了后去者的学长，邓小平来到法国后，因为老乡的缘故，很快就与聂荣臻熟络起来。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聂荣臻、邓小平相继加入了进去。

彼时，邓小平负责少共机关报《少年》、《赤光》的编辑、刻板和油印工作，而聂荣臻则担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一人负责撰写，一人负责宣传，有着共同乡音的他们配合相当默契。

后来，两人相继被组织送到了苏联深造，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共同话题，经常会给彼此写信讨论革命的未来，友谊在无形中一步步地拉近。

红军长征时，邓小平被调到了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而聂荣臻就是红一军团的政委，两人又有了一起并肩作战的经历，因为比邓小平大上5岁，在行军作战中，聂荣臻一直关心着这位四川同乡。

1936年年底，邓小平因为连日的劳累得了非常严重的副伤寒，整日食不下咽，生命垂危，医生说他连稍微硬一点的东西都不能吃。

聂荣臻得知后，急得来回踱步，正好这时东北军正在和红军洽谈，张学良派人送来了两车慰问品，其中就有一些罐装牛奶，聂荣臻也没等组织分配，二话不说就让人把牛奶全部给邓小平送去补营养，最终，在这些牛奶的帮助下，邓小平渡过了生命危险。

邓小平对此非常感激，他也一直牵挂着这位同乡兄长的情况，邓小平到京担任副总理时，两家住的地方就隔着一道墙，为了方便联系，两人一合计，还专门从墙上开了扇木门。

1952年的一天，身兼数职的聂荣臻因为劳累过度突然晕倒在了办公室里，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他累出了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等疾病，邓小平得知消息后，立马赶到了医院看望。

经过三年多的调养，到了1956年的时候，聂荣臻的病才逐渐康复，而在这期间，邓小平经常会来陪他说话，有时实在忙得抽不开身，他就让卓琳代为前来。

此外，邓小平深知聂荣臻康复后一定会主动向组织上寻求工作，为了能让他称心如意，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邓小平则利用空闲的时间帮聂荣臻做着打算。

1956年10月，在聂荣臻出院前夕，邓小平来到了医院，他一连给聂荣臻提供了三份工作的建议，并且对每份工作的优势和将要遇到的困难都和聂荣臻做了分析，聂荣臻很是感动。

经过两人的一番讨论，聂荣臻最终选择抓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这一伟大事业，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着一个科学梦。

邓小平听到聂荣臻的决定二话没说就果断答应了，随后便向中央做了汇报，毛主席也同意了聂荣臻的决定，最终，在聂荣臻的统筹指导下，我国的一大批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项目落地实施，原子弹、氢弹和航空航天等一项项尖端科技也被研制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聂荣臻更是成为邓小平在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1979年10月，鉴于聂荣臻在领导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上做出的突出贡献，邓小平力挺他担任了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书记，让其协调科技研制上的种种问题。

当时，虽然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但一些科技项目在落实起来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对此，聂荣臻向中央汇总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邓小平听后毫无保留地说道：“荣臻同志，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言语间体现了他对聂荣臻的高度信任，而聂荣臻同样在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时坚定支持着邓小平的想法。

当得知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时，聂荣臻非常高兴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这个谈话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除了工作上的互帮互助，两人在生活上的交往同样值得后人称道。

1991年12月29日，已经退休两年的邓小平带着家人来到了聂荣臻的家中，这天是聂荣臻92岁的大寿，看着躺在床上的聂荣臻，邓小平心中无限感慨。

随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代表全家人将一束鲜花送给了聂荣臻，上面写着“祝荣臻同志健康长寿！邓小平、卓琳率全家。”聂荣臻老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几个月后，聂荣臻离开了人世，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听闻噩耗后，再次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谨以此文向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革命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的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而他们纯粹的革命友谊更值得我们学习。